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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国柱：难以抵达又难以离开的乡村

Original 徐倩影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2023-02-17 19:16 Posted on 广东

《城岭》是一份关于中国当下急速城市化的视觉文献。

过去10年，艺术家郭国柱辗转浙江、广东、江西、河南、河北、甘肃等地，拍摄了201个已经荒弃的村落。他说：“《城岭》项目的开始，是一个很自我的意识驱使，很自然，是希望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，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。”

过去30年，全国各地的一些自然村渐渐消失。当大批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，涌进城市，被留下的孩子和老人也正在因教育和养老等因素，渐渐离开故乡，离开土地。1982年，郭国柱出生于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龙美村，他也曾奋力希望离开农村，然而，当开始思考要不要在城市买房时，他陷入了短暂的慌张与挣扎。

2022年12月底，郭国柱的个展“消失的主体”在上海BA艺术中心开展。展出的作品没有传统的名字，没有地点，统一的绿色调，照片的注解只是一行经纬度。面对荒村中的物与人，或许，只有在被主观文字的注解影响下，视觉的情绪力量才会真正触达内心。当我们站在时间与空间的外围，置身于作品的未来，会陷入更为自我的思考。当我们给一张照片赋予了过去和未来，也就发现了其意义所在。

《流园》No.83（120°56′E 28°3′N）荒村里的土地庙。| 图源受访者

出发前，郭国柱很少去想象一个村子被遗弃是何种状态。

2022年5月，因为各地疫情政策的不同，郭国柱取消了前往西藏、新疆的计划，临时改去了山西和河南。他想再去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大交镇北坂村看看。3年前，因为山里没有信号，导航又出错，后来发给提供线索的朋友确认，郭国柱才知道自己走错了，去了邻村的小庙村。

选在夏天拍摄，是基于一位摄影师对于季节性情绪的考虑。郭国柱说，视觉呈现中，夏天是一年四季中情绪稳定的季节，植物的叶子处于比较平稳的绿色，既不是春天满是生发力量的嫩绿，也不是秋天的悲凉或冬天的萧瑟。

“10年前，我拍摄的第一个荒村是位于浙江嵊泗列岛的枸杞岛，绿色的爬山虎肆意生长，爬满了屋子，逐渐淹没了整个村庄，独特而壮观。现在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绿野仙踪式的网红打卡地。”当郭国柱成为一个闯入者，进入荒废的村庄，他很少遇见动物，这儿也没有想象中惊险，只是进村的路比较难走。他说有一次去河南封门村，没有公路，往返步行8.5小时。为了确保安全，他早上出发，傍晚返回。

进入北坂村的山路被冲毁了，坑洼难行，好在他车技不错，勉勉强强开进了村里。郭国柱一般会用经纬度记录——北坂村111°49′46″E，35°35′38″N。

《遗物》No.29 斯大林的肖像被村民遗留在柴火房。| 图源受访者

他说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，一方面，荒村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，被遗弃太久后，会自然而然从地图上消失，现代导航系统也很难找到；另一方面，这样可以减少村子与村子之间地域、文化等方面的比较。毕竟，看到野山猪窝村和北坂村，人们会有一种基于文字内容的主观臆断。他希望人们观看这份视觉档案时，就像回看过去的历史事件，它将成为一份相对详实、客观的历史资料。

石墙瓦房、半人高的杂草、肆意蔓延的树枝……进入北坂村后，郭国柱遇见了一位中年男人，攀谈后得知，对方是本村村民，也是位守林人。他们聊了关于村里的历史、搬离的原因、村民们的去处，以及他为什么离开后，又再次返回。“北坂村有500多年历史，村里曾经有一所学校，学生还不少，但因为交通不便，后来村里的人慢慢出走了。现在，整个村庄就剩下这位守林人，还有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在农忙季节进村耕种，他们平时住镇上。守林是他的职业，也能在闲暇时间亲近土地，他平时骑着摩托车往返于县城和村子。”

在《城岭》中，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人物肖像，和北坂村的守林人一样，他们都是不愿离开村子的人。浙江一个荒村（120°54′E，29°75′N）里的老人因为舍不得几株香榧树，一直没有下山；山西（111°50′E，35°3′N）的一对老夫妻每年秋天回来采柏树籽去卖，那年柏树籽每斤市价4毛，他们两人每天大约能采300斤；云南（98°51′E，26°26′N）的一位老先生因为全民脱贫进城后没办法适应城里的生活，又回到了农村的时候老宅子已经被拆掉，他搭一个棚子住，养了几头猪。

伴随着城市化、市场经济，年轻人的谋生手段变得多元，乡村的土地对年轻人的束缚力越来越弱，再加上乡村交通不便、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不足，村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抛弃土地，迁出村庄，进入城市。

《流园》No.1（122°82′E 30°72′N）浙江嵊泗列岛之枸杞岛，荒废的105栋房子被爬山虎包裹起来，如今是一个绿野仙踪式的著名景点。| 图源受访者

对于背井离乡的农村人，祖屋旧宅、树木老路都是熟悉的记忆。

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榨街前楼村王家都，原住村民20余户，现在只有一位75岁老人偶尔回村耕作；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窝铺沟村，100多位村民都陆续搬迁下山脱贫了，余下住户还在牧羊；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六麻镇端寨村九岗岭组，村里只剩3位老人……在郭国柱的微博里，我们看到了大量关于荒村的线索提供者。他们表达思乡情，也阐述着关于荒村的思考。乡村从来不是浪漫的“桃花源”，农村的内部充满了复杂情愫。

为了获得更多的荒村信息，郭国柱会认真回复每一条留言与私信。

“2008年我在厦门工作，那年25岁，父母与我开始商讨要不要在城市买房。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父母也都是农民，如果我在厦门买房，他们可能要倾其所有凑首付，自己需要用未来30年的时间工作，偿还高额的贷款。只是想想，都很焦虑不安。”郭国柱说服了妻子，父母、亲戚决定不买房了，至于未来会不会后悔，其实他并不笃定。他希望把钱花在更值得的方面，比如去旅游、学习、买艺术品，等等，他告诉长辈应该把钱花在“投资自己”的事情上。

拍摄《流园》项目，是解答郭国柱内心困惑的方式。“城市化到底带来什么？为什么会陷入‘城中有套房轻松搞定丈母娘’的状态？我希望通过作品回应遇到的现实问题。用一个或者一组作品总结和思考。”郭国柱说，疫情的三年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城市中年轻人的压力，有些人的梦想正在破灭，有些人开始重新思考买房的意义，有些人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。当城市中的房子不再具备持续的升值作用，回归到原本的居住属性后，年轻人纷纷开始重新选择。

《流园》No.346（118°40′E 29°53′N）曾被誉为“徽州布达拉宫”的乡村，如今人去楼空，但随着文旅开发，或许能再度兴盛。| 图源受访者

郭国柱曾经在采访中解释过《城岭》的作品逻辑，他说那是从城市化的大历史背景（《流园》），进入转化时期的人际关系（《堂前间》），再详细到个人内心（《遗物》）的一个渐入过程。他说自己也在逐渐且缓慢地进入主角的内心世界，就像我们的成长过程一样。

《流园》拍摄的是城市化中农民所遗弃的村落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们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。《堂前间》描绘的是农村家庭中平日接待乡里亲朋、年终团聚的重要场所——它也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组成的熟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作品中有还未被撕下来的红双喜、极具年代感的年画，以及满墙的奖状。《遗物》中都是那些被主人遗弃的物品——枯萎的树枝、白色的搪瓷杯、被散落在沙发上的一寸旧照、一台上世纪80年代非常“拉风”的废旧收音机。三个系列从生活细节到生活场景，从不同角度记录荒村内的景象。

约翰·伯格在《另一种讲述的方式》中写到，被拍事件的影像，当它们作为照片呈现出来时，也是文化建构的一部分。它隶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势，隶属于摄影师的生活，也隶属于一场争论，或者一个实验、对世界的一种解释方式、一本书、一张报纸、一次展览，等等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郭国柱的作品，有人会质疑他为什么做这件事，一部分自然村必然会被荒废；也有人误以为他在歌颂乡愁，可是农村确实有很多陋习。他说：“我在做的是尽量保持客观的创作，不褒扬城市，不缅怀农村，在这个急速城市化的历程中，我作为一个亲历者，只是想通过自己的镜头，为当下的快速城市化做一份视觉文档。”

《流园》No.563（101°40′E 32°54′N）四川阿坝地区无人居住的村庄。| 图源受访者

伴随《城岭》项目的进行，郭国柱探索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：每年5月到10月工作，入秋后开始洗照片、整理资料……日子过得慢而舒适。他在厦门租房子住，每个周末驱车90分钟回到祖宅，看电影、听音乐、看书，反正他自己觉得很舒服。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算比较幸运，倒不是自己能力有多好，而是因为父母、妻子没有希望自己赚多少钱。

2014年，郭国柱彻底放弃在厦门买房的计划，决定回家翻建祖宅，一修就是三年。

当他重新回到村里，他说，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，整天开个破车，三天两头回到村里的人。熟人社会会支撑村民之间的温暖养分，也会存在一些束缚。就比如，他去读大学的时候，邻居就会送一些鸡蛋、零食，甚至一些生活用品，让他带到学校。比如，“像我家对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在90年代跟女朋友到我们村的时候，在进村的山路上拍了一些比较亲热的照片，大家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流氓来看待”。再比如，他回去翻建祖宅的时候，亲戚和邻居们都会在建房子的时候，做出很多奇怪的干涉。

不得不说，在一个基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所组成的熟人社会关系中，我们一边享受温情，一边消化其中的矛盾。郭国柱说，自己直到进入城市，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，村庄是一个看起来闭塞，却紧密相连的共同体，拥有强大的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根基。

《流园》No.617（111°49′E 35°37′N）山西荒村里两千余年的老槐树。| 图源受访者

“听我的初中老师说，镇里的初中人数在逐年减少，我当年上初中时一个年级有180人，现在一个年级只有25个人。”对于大多数农村年轻人，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的教育资源，就需要在县城或者城市买房，解决孩子的学籍问题。郭国柱说自己之所以没在厦门买房却也解决了孩子的就学问题，只是因为他和太太本科毕业时来厦门就业能转厦门户口。

“在我拍摄的荒村里，很多都是学校首先被荒废掉，所以人们就需要到城市里去买一个房子来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。”根据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》的数据，近40年来，中国农村小学数量不断减少，其减少的原因有政策、人口、教师水平等多种原因。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学校不如城镇学校，这是事实。

在农村，除了孩子的教育问题，还有老人的养老问题。郭国柱遇见过一些返回荒村的老人，相比城市的便利生活，他们更习惯熟人关系的交往，喜欢去田间地头溜达，打发沉默无趣的日子，在村里，他们的日子会更自在。他觉得，老人的心理健康也需要被关注。

郭国柱在上高中之前，一直生活在龙美村，他极度担心自己以后只能待在村里。走出去，是他和大部分农村年轻人的愿望。

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0年《社会蓝皮书》指出：乡村振兴规划落地见效，城镇化水平跨过60%的门槛。按国际标准，一个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%，就意味着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，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，进入城市社会时代。

郭国柱说：“城镇主要从事工业生产，是农产品的消耗体，当城镇人口过高时，回到农村做农产品生产，一定有利可图。但是，知识分子回乡创业远比想象中困难，一方面是如何融入那个熟人社会，另一方面是如何搭建从种植到销售的产业链。”

《流园》No.440（110°9′E 22°42′N）即便村庄被废弃了，宗族祠堂还是会得以日常维护。| 图源受访者

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非常具有中国特色——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所谓在城市混不下去可以回到农村，看似轻巧，但在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，都是一个个扎心的现实问题。

其实，当代的农业生产需要具备非常科学的底层逻辑，从土地培育到选种种植、灌溉技术、杀虫方式等，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销售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近年来，伴随着“乡村振兴”的发展，“返乡潮”成为一种很主流的声音。很多艺术家、建筑师、策展人都加入其中，大众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乡村变美丽了，一个又一个网红打卡点出现，成为城市人去消费乡村的载体。新建的美术馆、书店、景点等都满足着游客的需求，但是它们并非村民们所需要的，他们不会因此留在村子里，还是会继续出去打工。

郭国柱说：“用一个理想主义去营造浪漫的乡村情感，很煽情，但是最后变成一个乡村的情感消费，却无法解决真正的乡村问题。”要发展乡村振兴，需要创造更多的回乡条件，比如就业机会、创业机遇，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、学籍与户籍问题，如此，乡村和城市的流转才会相对自由，但是目前这些并没有解决。

2021年5月11日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，显示乡村人口减少约1.6亿人，人口占比达36.11%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曾在“乡知乡见”中写到，留住农村人才，需要缩小城乡之间在经济、就业、保障以及教育等多维度的差距，从而实现该问题的系统解决。

《城岭》项目还没结束，接下来郭国柱会前往西藏、新疆、东北三省、海南岛等地，完成这份关于城市化大浪潮下被荒废乡村的视觉文献。

作者 徐倩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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